论积貯疏

筦子曰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。”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尝闻。古之人曰：“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；一女不织，或受之寒。”生之有时，而用之亡度，则物力必屈。古之治天下，至孅至悉也，故其畜积足恃。今背本而趋末，食者甚众，是天下之大残也；淫侈之俗，日日以长，是天下之大贼也。残贼公行，莫之或止；大命将泛，莫之振救。生之者甚少，而靡之者甚多，天下财产何得不蹷！汉之为汉，几四十年矣，公私之积，犹可哀痛！失时不雨，民且狼顾；岁恶不入，请卖爵、子。既闻耳矣，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！

筦子说：“粮仓充足，百姓就懂得礼节。”百姓缺吃少穿而可以治理得好的，从古到今，没有听说过这事。古代的人说：“一个男子不耕地，有人就要因此挨饿；一个女子不织布，有人就要因此受冻。”生产东西有时节的限制，而消费它却没有限度，那么社会财富一定会缺乏。古代的人治理国家，考虑得极为细致和周密，所以他们的积贮足以依靠。现在人们弃农经商（不生产而）吃粮的人很多，这是国家的大祸患。过度奢侈的风气一天天地滋长，这也是国家的大祸害。这两种大祸害公然盛行，没有人去稍加制止；国家的命运将要覆灭，没有人去挽救；生产的人极少，而消费的人很多，国家的财富怎能不枯竭呢？汉朝从建国以来，快四十年了，公家和个人的积贮还少得令人痛心。错过季节不下雨，百姓就将忧虑不安，年景不好，百姓纳不了税，朝廷就要出卖爵位，百姓就要出卖儿女。这样的事情皇上已经耳有所闻了，哪有治理国家已经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不震惊的呢？

世之有饥穰，天之行也，禹、汤被之矣。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国胡以相恤？卒然边境有急，数十百万之众，国胡以馈之？兵旱相乘，天下大屈，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，罢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。政治未毕通也，远方之能疑者，并举而争起矣，乃骇而图之，岂将有及乎？

世上有灾荒，这是自然界常有的现象，夏禹、商汤都曾遭受过。假如不幸有纵横二三千里地方的大旱灾，国家用什么去救济灾区？如果突然边境上有紧急情况，成千上万的军队，国家拿什么去发放粮饷？假若兵灾旱灾交互侵袭，国家财富极其缺乏，胆大力壮的人就聚集歹徒横行抢劫，年老体弱的人就互换子女来吃；政治的力量还没有完全达到各地，边远地方敢于同皇上对抗的人，就一同举兵起来造反了。于是皇上才惊慌不安地谋划对付他们，难道还来得及吗？

夫积贮者，天下之大命也。苟粟多而财有馀，何为而不成？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。怀敌附远，何招而不至？今敺民而归之农，皆著于本，使天下各食其力，末技游食之民，转而缘南畮，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。可以为富安天下，而直为此廪廪也，窃为陛下惜之！

积贮，是国家的命脉。如果粮食多财力充裕，干什么事情会做不成？凭借它去进攻就能攻取，凭借它去防守就能巩固，凭借它去作战就能战胜。使敌对的人归降，使远方的人顺附，招谁而不来呢？现在如果驱使百姓，让他们归向农业，都附着于本业，使天下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，工商业者和不劳而食的游民，都转向田间从事农活，那么积贮就会充足，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。本来可以做到使国家富足安定，却竟造成了这种令人危惧的局面！我真替陛下痛惜啊！

这篇奏疏，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，提出的要注意积貯的重要论文。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貯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，表现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。他提出的主张，对于维护汉朝的统治，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，发展经济，巩固国防，安定人民的生活，都有其进步意义。同时，他的重视发展农业，提倡积貯的思想，即使至今，也仍有借鉴的价值。

文章开宗明义...

《论积贮疏》选自《汉书·食货志》。文题为后人所加。是贾谊23岁时（前178）给汉文帝刘恒的一篇奏章。他从太平盛世的背后看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，这在他向文帝上的《论积贮疏》中做了大胆的揭露，并提出了他的改革政治的主张。

《论积貯疏》选自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，是贾谊二十三岁时（公元前178年）给汉文帝刘恒的一篇奏章。本文是贾谊的名文之一，文题为后人所加。

西汉建立初年，社会经济一片凋敝。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，那时米价昂贵，饥馑遍地，人与人相食，物资匮乏，连天子出行都弄不到四匹同色的马驾车，将相只能乘牛车。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予民休养生息和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，到汉文帝时，社会经济逐渐恢复，但商贾、地主侵夺农民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广大农民因破产而纷纷流入城市，成为工商业的佣工或无业的游民，官僚、商贾的淫侈之风也日益增长，这些都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的积貯，很不利于西汉封建政权的巩固，同时北方匈奴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，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实际情况，贾谊就向文帝上了这份奏疏，建议重视农业生产，以增加积貯。题目《论积貯疏》的意思是：论述有关积貯的重大意义的奏疏。疏，指分条陈述；作为一种文体，它是古代臣下向皇帝条陈自己对某事的意见的一种文件，也称“奏疏”或“奏议”。

贾谊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文学家。他从缓和阶级矛盾、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，不像世俗之士一样，一味地粉饰太平；而是敢于正视现实，揭露时弊。他从太平盛世的背后看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，这在他向文帝上的《论积貯疏》中做了大胆的揭露，并提出了他的改革政治的主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