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

右，臣伏以今年以来，京畿诸县，夏逢亢旱，秋又早霜，田种所收，十不存一。陛下恩逾慈母，仁过春阳，租赋之间，例皆蠲免。所徵至少，所放至多。上恩虽宏，下困犹甚。至闻有弃子逐妻，以求口食，坼屋伐树，以纳税钱，寒馁道涂，毙踣沟壑。有者，皆已输纳；无者，徒被追徵。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。陛下之所未知者也。

右题，臣俯首，今年以来，京师周边各县，夏天碰到了大旱灾，秋天又遇到了早霜冻，地里的收成，连原来的十分之一都没有。陛下您的恩德超过对孩子慈爱的母亲，仁慈之心就连春天的阳光都赶不上，赋税和田租，按照以前的惯例统统免除掉了。虽然陛下您徵收的田租少了，但普通官员施加给百姓的压力却更多，虽然陛下您慈爱宽宏，普通百姓却更加困苦。甚至听到有人扔掉孩子赶走妻子，就为了能吃上一口饭；拆掉房子砍伐树木，来凑够纳税的钱，大街上满处都是饥饿寒冷的人，许多人饿死在了路边的沟里。有钱人家有能力都已经纳了税，而穷苦人只能受到逼迫压榨。我愚蠢地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大臣们没有上奏，所以陛下您有所不知。

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，同于赤子。至或犯法当戮，犹且宽而宥之，况此无辜之人，岂有知而不救？又京师者，四方之腹心，国家之根本，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。今瑞雪频降，来年必丰。急之，则得少而人伤；缓之，则事存而利远。伏乞特敕京兆府，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徵未得者，并且停徵，容至来年蚕麦，庶得少有存立。

我私下认为皇上您爱惜自己的百姓，就像爱护婴儿一样，就连有人犯法应该被处死，您还饶恕了他，更何况这些无辜的百姓，您如果知道了他们的处境怎么可能不去救助他们呢？再说京城是国家的心脏，一个国家根本所在，这里的老百姓应该受到更多的照顾。如今瑞雪连续降下，明年一定是丰年，如果逼迫百姓强徵赋税不但不能多收税，还会伤害到百姓的积极性，而缓徵赋税就会给百姓留下馀地因而能维持国家的长远利益。我万分恳请陛下您能颁下告示给京兆府，今年应徵钱粮赋税而没有徵收的，前去徵收但还没有缴纳的，今年全部停止徵收，等到明年蚕丝、麦子收获以后，老百姓收获完毕还有节馀的时候再徵收。

臣至陋至愚，无所知识，受恩思效，有见辄言，无任恳款惭惧之至，谨录奏闻。谨奏。

我这个人愚昧浅薄，没什么眼光见识，因为感受皇恩浩大，想要报答陛下，有了点想法就赶紧说了出来，言辞恳切甚至恐惧到了极点。微臣这里恭谨地写下奏状呈递给皇上您，谨奏。

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这篇文章，集中反映了韩愈的思想、精神和情操。

首先，文章充分展示了韩愈忧国忧民、精忠报国的精神。他认为京畿地区乃“四方之腹地，国家之根本，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。”这是巩固国家政权，治国安邦的需要，因此“有见辄言”，在“群臣之所未言，陛下之所未知”的情况下，不顾个人安危，而上书直言灾情的真相。

其次，文章充分体现了韩愈“以民...

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冬，时韩愈三十六岁，在京任监察御史。韩愈到御史台后，正好遇到朝野关注的两件大事：一是当时由宦官把持的“宫市”和“五坊小儿”之害，再次激起京城百姓的愤怒和反对。第二件事是韩愈擢迁监察御史之际，恰值关中遭受严重旱灾。然而，京兆尹李实为邀功取宠，一面欺瞒朝廷，一面横征暴敛，使灾情愈演愈烈。韩愈见此，忧心如焚，决心上书朝廷，为民请命，以减缓税赋。他为了弄清灾情的实际程度，便约同张署和李方叔二人，下到京城附近的农村去亲自察看，只见沿途到处是逃荒要饭的饥民和饿死路边的尸体，人们衣不遮体，不仅卖儿卖女，拆房卖地，而且竟以人尸充饥，更加痛心疾首，当晚回到署衙，便写下这篇为民请命的奏章。

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于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上书皇上期望减免百姓赋税的状。文章开篇描写严重的灾情，接着将皇帝的仁德与百姓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叙写，构成强烈的对比。作者认为造成这一严重情况的原因，是地方官吏横征暴敛的结果，最后请求皇帝特敕京兆府停征今年京畿地区的税收。文章记述清晰，形象生动，直言不讳，感情强烈；多用当时口语，明白晓畅。此外，叙述具体，运用比喻，形象生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