谏太宗十思疏

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。德不厚而思国之治，臣虽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！人君当神器之重，居域中之大，将崇极天之峻，永保无疆之休。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者也。

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，一定要稳固它的根；想要泉水流得远，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；想要国家安定，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。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，根系不牢固却想要树木生长。道德不深厚却想要国家安定，我虽然地位低见识浅，（也）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更何况（您这）聪明睿智（的人）呢！国君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，在天地间尊大，就要推崇皇权的高峻，永远保持政权的和平美好。如果不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，戒奢侈，行节俭，道德不能保持宽厚，性情不能克服欲望，这也（如同）挖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，堵塞源泉而想要泉水流得远啊。

凡百元首，承天景命，莫不殷忧而道著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，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？昔取之而有余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忧，必竭诚以待下，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吴越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之以严刑，振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；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奔车朽索，其可忽乎？

古代）所有的帝王，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，他们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地忧虑而且治理成效显著的，但大功告成之后国君的品德就开始衰微了。国君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，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，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？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，现在守卫天下却力量不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通常处在深重的忧虑之中一定能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，已经成功，就放纵自己的性情来傲视别人。竭尽诚心，虽然一在北方，一在南方，也能结成一家，傲视别人，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。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责（人们），用威风怒气来吓唬（人们），（臣民）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，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。（臣民）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，可怕的只是百姓；（他们像水一样）能够负载船只，也能颠覆船只，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。疾驰的马车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，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？

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，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宏兹九德，简能而任之，择善而从之。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争驰，君臣无事，可以尽豫游之乐，可以养松乔之寿，鸣琴垂拱，不言而化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下司职，役聪明之耳目，亏无为之大道哉！

做国君的人，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（自己）喜好的东西就要想到用知足来自我克制，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，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，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（处于）众多河流的下游，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，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（做事）要慎始慎终，担心（言路）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，考虑到（朝中可能会出现）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（才能）罢黜奸邪，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，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。全面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，弘扬这九种美德，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，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。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，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，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，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。文臣武将争先恐后前来效力，国君和大臣没有大事烦扰，可以尽情享受出游的快乐，可以颐养得像赤松子与王子乔那样长寿，皇上弹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，不用再说什么，天下人就已经都有教化了。为什么一定要（自己）劳神费思，代替臣下管理职事，役使自己灵敏、明亮的耳、眼，减损顺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理呢！

整体赏析

文章一开始，作者运用了排喻的手法，作者首先举出“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”两组比喻，从而引出了“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”。作者先设置这样两个形象性和哲理性都很强的比喻，而后引出了自己要表达的真实意图，这种手法的应用是有很强的说服力。如果作者开篇不用这十分形象的排喻，而只是简单地讲述抽象的道理，是很难吸引...

唐太宗李世民跟随其父亲李渊反隋时作战勇敢，生活俭朴，颇有作为。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，改元贞观。在贞观初年，他借鉴隋炀帝覆亡的教训，进一步保持了节俭、谨慎的作风，实行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。经过十几年的治理，经济得到发展，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，加上边防巩固，内外无事，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，大修庙宇宫殿，广求珍宝，四处巡游，劳民伤财。魏征对此极为忧虑，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，在贞观十一年（637）的三月到七月，“频上四疏，以陈得失”，《谏太宗十思疏》就是其中第二疏，因此也称“论时政第二疏”。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，写了《答魏征手诏》，表示从谏改过。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头，奉为座右铭。贞观十三年，魏征又上《十渐不克终疏》，直指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，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。

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是魏徵于贞观十一年（637）写给唐太宗的奏章，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积其德义。太宗，即李世民，唐朝第二个皇帝，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，在他的统治时期，出现了安定富强的政治局面，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“十思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，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。“疏”即“奏疏”，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，属于议论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