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清传

宋清，长安西部药市人也，居善药。有自山泽来者，必归宋清氏，清优主之。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，辄易雠，咸誉清。疾病疕疡者，亦毕乐就清求药，冀速已。清皆乐然响应，虽不持钱者，皆与善药，积券如山，未尝诣取直。或不识遥与券，清不为辞。岁终，度不能报，辄焚券，终不复言。市人以其异，皆笑之曰：“清，蚩妄人也。”或曰：“清其有道者欤？”清闻之曰：“清逐利以活妻子耳，非有道也。然谓我蚩妄者亦谬。”

宋清是在长安商街西部药市的商人。他储藏了许多好的药材。有从山地、湖河等地来的药农，一定要把药送到宋清的药店让他去卖，宋清对他们是很优厚的。长安的医生用宋清那里的良药来制成自己的药方，很容易就能卖得出去，所以他们都称赞宋清。有生各种疮病的人，也都爱去宋清开的药店买药，希望能够迅速康复。宋清总是很热情地接待客人，尽管有的人没有带钱，宋清也会把良药先赊给他们，欠钱债券就在家里积攒了很多，上门索取药钱的事情他从来不做。有些素不相识的人，从很远的地方来打欠条买药，宋清也同样把药卖给他。每到年末的时候，估计账是没法还上了，他就把债券全部烧光，再也不说这些事情。其他的商人都觉得宋清的这种举动很是令人费解，就嘲讽他：“宋清是个蠢人。”同时也有人认为：“宋清大概是那种有高尚道德的人吧！”宋清听过了这些议论，说：“我经商赚钱养活妻子儿女，道德高尚还谈不上，但要说我是蠢人，也是不对的。”

清居药四十年，所焚券者百数十人，或至大官，或连数州，受俸博，其馈遗清者，相属于户。虽不能立报，而以赊死者千百，不害清之为富也。清之取利远，远故大，岂若小市人哉？一不得直，则怫然怒，再则骂而仇耳。彼之为利，不亦翦翦乎？吾见蚩之有在也。清诚以是得大利，又不为妄，执其道不废，卒以富。求者益众，其应益广。或斥弃沉废，亲与交，视之落然者，清不以怠遇其人，必与善药如故。一旦复柄用，益厚报清。其远取利皆类此。

宋清从事卖药的生意四十年，焚烧的债券有一百多人的，其中有后来做大官的，有管辖州郡的，享受着丰厚的俸禄待遇，他们派人给宋清送礼物，一个接一个快把门槛都踏破了。尽管有些人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去偿还药费，甚至赊欠至死的也有上千人，但是这些都没有阻碍宋清最终成为一个富翁。宋清获得的利益并不是立竿见影的，正是因为他经过了长时间的等待，因此才有巨大的收益，哪像那些眼光短浅的小商人呢？只要有一次没有拿到药钱，立即就会勃然大怒，甚至会破口大骂与人为敌。这些小的商人唯利是图，心胸不也太狭隘了吗？在他们的身上，我才真正看到了愚人傻瓜的样子。宋清凭借着诚实守信最终得到了巨大的利益，从不胡乱做事，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的经商之道，最终得以致富。需要购买药的人越多，他满足别人需求的面也就越广。遇到遭贬谪的官员，他也同样地以诚相待；遇到生活极其贫困的，宋清也同样地热情接待，及时地给予良药。受到他恩惠的人来日只要重新获得重用，带给宋清的报答就会十分丰厚。宋清有长远的赚钱眼光，和上面讲的都是一样的。

吾观今之交乎人者，炎而附，寒而弃，鲜有能类清之为者。世之言，徒曰“市道交”。呜呼！清，市人也，今之交有能望报如清之远者乎？幸而庶几，则天下之穷困废辱得不死者众矣。“市道交”岂可少耶？或曰：“清，非市道人也。”柳先生曰：“清居市不为市之道，然而居朝廷、居官府、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，反争为之不已，悲夫！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。”

现在这些和人交往的人们，趋附有权有势的贵人，抛弃穷困潦倒的亲朋，能够像宋清这样与人交往的实在是少之又少。世俗的人们只讲“市侩手段之下的交往”。哎，宋清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，而今天的人们与人交往都要求回报，有像宋清这样具有长远目标的吗？假如有人能够像宋清一样，那么天下穷困潦倒的人能够免于死亡的就会很多了，那些“市侩手段之下的交往”能够减少吗？有人这样说：“宋清不是市侩一类的人。”我这样说道：宋清作为商人却不去运用那些市侩的手段，而那些居庙堂之高或者官衙和学校，并且以士大夫自居的人，反而争先恐后地去使用那些市侩的手段，真是让人感到可悲可叹啊！如此说来，宋清并不只是有别于一般的商人了。

文章第一段叙宋清之为人行事。开门见山，指出宋清乃长安市中一普通药商。因为善待四方药农，所以凡药农来京求售者，都投奔宋清，以是多积良药。故医师得宋清之药配方，往往容易奏效；患者为求还愈，也愿向宋清求药。宋清对患者则无论识与不识，有钱无钱，一律给予良药，是故累积不少借券，但从不登门索取。年终岁尾，估计欠者无力偿还，即一焚了事，决不再提。以上叙宋清行事，层次渐进...

《宋清传》作于作者谪居永州（今湖南零陵）期间。永贞元年（805年）十一月，作者来到永州任司马。作为遭贬的“罪人”，在偏僻荒凉的远州，从此一呆就是十年。这期间，生活上的困苦，命运的渺茫不测，亲朋好友的音讯断绝，以及疾病和忧愤、苦闷的心情，都摧残折磨着他。作为一个文人，作者只好借助笔墨来呼唤自己的心灵。这篇传记小品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出来的。

《宋清传》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任永州司马期间所作的一篇传记小品。文章以身为“市人”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清与虽为朝廷官员、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，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，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、处处受冷遇、遭漠视的郁闷之气。全文思路清晰，脉络分明，文字简洁，内蕴深刻。